单元里的六楼房主，是一位带领着几个人包揽工程的小老板，许是房子多的缘故，难得来此住上一回，我们更难得见到他的影子，最近这小老板干脆把房子租了出去。
来租房子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又黑又瘦，满是沧桑，原来是跟着这小老板在工地上打工的。晚上8点多了，我同妻子下楼逛上一圈，顺便提点井水回来。在1楼撞上这位年轻人，他两手分别提着一袋子大约是仿瓷涂料，吃力地往上走，身后还跟着一个约5、6岁的男孩子。楼前的小型卡车上还有几十袋子涂料，还有大袋子白白的粉末，也应是粉刷墙壁的东西了。
冬日的夜晚渐渐变得寒冷和冷清，只有零零散散、吃饱饭后来遛弯、散步、消化食的人了。可这年轻人却带着孩子，吃力地在楼道里爬上爬下。我顿时感叹起生活的不易和打工者的艰难，妻子将其归为不好好学习者之列，也为不用功者有此结局而唏嘘不已。
第二天发现，楼道里撒落了一层白白的粉，在那年轻人上楼时的歇息处更是厚的一层。不只是脚下发滑，而这东西还会把脚印带进家里去，弄得地板上满是脚印子。我把楼道扫了一遍，又用拖把简单拖了拖。
可第三天，楼道里又撒落了一层白色的粉末，从一楼直到六楼。
我最初的同情，慢慢变得僵硬和麻木起来。
年轻人在工地上打工，早已司空见惯了那些杂乱和喧哗，也就对身边的脏乱视之为正常的东西了。他不觉得脏、累，也感觉不到哪里不合适，也不觉得自己悲苦，他安于现状，甚至说是认命了，听命于命运的安排。
一种习惯，慢慢变成自然，再逐渐形成性格，最终成了无法改变的命运。
国人习惯于高声喧哗，从来不觉得对他人有何影响，可去了国外才意识到这种行为不文明的严重性。
啃老族现象在国内很多年轻人身上演绎得很是完美，儿子吃老子，天经地义，有何不正常？又有何脸红的？啃老族心安理得，习以为常，丝毫没有羞耻之心。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坐轿去了西湖。当时正值夏日，几个轿夫抬着轿子，道路崎岖难行。到了山顶，几个轿夫停下休息，坐在一起，掏出烟袋来，有说有笑。
鲁迅先生为此曾有一段感慨：“……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轿夫没有感到不公，更不会对坐轿的人横眉冷对，来控诉他的剥削了。
如果轿夫们能够意识到差距和不平，能够一声呐喊，砸烂那轿子，起来砸烂这吃人剥削人的社会，早就该是一个新的世界了。
我在这灯光下，静静地思考着。一个人的改变首先应是思想上的改变，是因为意识到不适和不同，并努力改变和摆脱这种现状，才能最终脱离开而上升到一个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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