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湖北还是二级响应的时候，浙江就已经是一级响应了。而一个月过后，当各地还在害怕甚至谈外地人色变的时候，浙江就开始包车、包机、包专列去接外地人来复工了。看一看浙江制定的防疫措施，不得不让人叹服，可惜，我不能以专业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感受一下我们与浙江的距离。
一、差距有多大？
至少五年前，苏州市委党校的花家毅教授来我区作报告，曾就山东与浙江、江苏做了一番比较。山东虽然GDP领先浙江，可论经济实力、财政收入方面，恐怕不是一个档次了。而山东这GDP到底有多大的水分，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山东省委刘家义书记去年就一直强调GDP要缩水。花教授还给出了一组数据，浙江最差的一个区的财政收入那时就有100亿元，而这相当于我们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了。
2007年，我们单位的一位副局长去浙江台州市的一个对口单位挂职学习，那时他的工资大约是1200元。到了那里，当地人问起他的工资来，为了不至于太难堪，他鼓足勇气虚成了三倍——3000多元。不想人家很是惊讶——“那么点！”
我特别感到教育的差距才是更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年前，恐怕浙江大学还没有山东大学有名气，综合排名浙大应该是排在山大之后的。那时山大排在全国前10，大概是八九名的样子，后来便一直下滑，到了15名左右，而现在已排在25名左右了。而浙江大学一路飙升，多年前就已经排在北大、清华之后，名列第三了。围绕山大的是非曾沸沸扬扬，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却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山大被教育部约谈，因为连续两年被查出博士论文有问题。什么问题？不言而喻。教育最代表一个地方的风气和未来，教育出了问题，难保其它方面没有问题。
中学阶段的外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是全国最好的，武汉外国语学校也不错，济南外国语学校恐怕远不如杭州外国语学校的。
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可能有万千，深层次的东西难以看得透彻，我也只能用自己肤浅的知识和理解来做一番解释。
浙江鼓励各种企业的生产、经营，据说，年纳税并不很多的小企业主动去纳税，而人家的做法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后再来纳更多的税。而我们的做法却是深挖税源，哪怕是门头房、个体户等也不放过，照章纳税。而至于收缴的税款是否真正入了国库，是否吃拿卡要，设卡刁难，就不得知了。难怪我们经常口头上高喊：要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可真正是否杜绝了，还只是一句顺口溜，有谁知？
北方人喜欢站在村口、街头，无所事事，吹牛胡侃，相互取乐。一在本地做生意的浙江人甚是不解，既然不富裕，可为何不想着做点生意，改变穷困的面貌呢？可此语一出，当地人反问道：“干什么买卖呢？”浙江人不假思索：“收废品也能挣钱。”当地人哼哼一笑，不屑一顾：“谁干那个？能挣几个钱？”
这就是思维观念的差别，北方人是父母在不远游，面子永远大于里子。你看一下那些农村里的高高的房子就明白了，吃的再孬，穿的再差，这撑面子的房子是万万不可不重视的。倾终生之所有，也要装饰豪华，因为这是脸面。
好客山东，也正好说明了山东人的热情，可我们恰恰是过于在接待上费尽了心思，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把事情的本质丢掉了，真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是客商来谈投资的问题，可我们总想着以情动人，不把对方劝酒到酩酊大醉，就不算真心付出。所以，总是注重谁做主陪、副陪，吃什么菜，喝什么酒，喝几个酒，乘什么车等等，而对于项目本身却是一切都好说，并不下功夫研究。结果，第二天客商大醉，此后再不踏进山东。再者，人家看到如此浪费，谁敢与你合作？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夜郎自大者总是沾沾自喜，固守着传统守旧的东西，抱残守缺。最为可怕的是，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更不会奋起直追。强者只会向前跑，根本不会看一眼那些落后者。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和强者的差距，知耻而后勇，大刀阔斧砍去那些腐朽变坏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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