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字面意思是“古代的书”，我为啥还要生造个“现代古籍”捏？ 因为书的形式与内容有古今之分。
就形式来说，最早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泥板上书写，埃及人发明了莎草纸，商人刻字龟甲、铭文青铜。西方不论，中国又有了竹简、帛书，纸的改进从未间断。在这期间，书写载体渐渐普及，可书写还是很慢。唐以前，文献多靠传抄，谬误之多可想而知。 唐代有了雕版印刷术，能够快速刊印重要书籍。可是一本一百页的书就要刻一百个雕版，如果不小心刻错一个字还很难改。印刷的效率不错，前期准备效率却实在太低了。所以唐代往往只印刷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以及史书之类。诗集、学术作品、小说、游记等等依旧靠手抄（敦煌出土的许多唐代文献便是手抄本，错别字甚多）。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终于克服了雕版太麻烦的问题。加之民间富裕，普及教育广播天下，学文之风极盛——正与书籍的易得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书籍，绝大部分都是宋刻本——既有宋朝流传至今的，也有明清人见到宋刻本自个“复制”一份的。也只有基于数量巨大、印刷精美的宋刻本，明清才能实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编纂。
形式直接影响了内容。 龟甲、青铜难得，且工艺复杂，不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可能往上写。到了竹简、帛书，贵族地主只要买得起，就可以夹带私货了。但是竹简太重，刻字也不容易，如果废话多了，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先秦文献极其精炼、意蕴深远。 越到后来，纸张越容易得到，大家就越倾向于把话说清楚点儿。宁愿多写几个字，也不要造成误解。 书本也是如此，秦汉时藏主要由国家藏书，私人光是想想要怎么打点竹简上的蛀虫就够心累了。因此学子多是从富家、文豪处借书，借到好书，往往自己手抄一份，不敢动原文分毫。 宋以后，书籍变得价格便宜、方便购买。文人骚客拿着自己的书看，有什么意见，大可以直接在书本上圈点、勾画、往里面夹小纸条、在空白处写简短的评论。是以圈点盛行，私人藏书愈加丰富。
白话文运动促成了文学脱离文言。解放后，大陆推行简体，普及教育也不再以经学为主，同时语言自身就永远处于不间断的流变之中。这些都给现代人阅读、理解古代书籍造成了隔阂。可古代书籍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的主要来源，古典文学亦深受大众喜爱，有读的需求和必要。 现代古籍便应运而生。 现代古籍的形式兼有古代和现代的成分。别的不说，其纸张、排版、印刷工艺就是纯然现代的。为了方便阅读，往往还要加上标点，这亦为古代所无。反之，采用笺注、夹注（而非脚注、尾注）的形式，则是古典风格。 内容上也同样古今俱全。原则上说，《论语》就是孔子门人记下来的话，和现代有啥关系？当然有。要标点就要先断句，不同的断句通常能造成意义不同。此外，书中注释、校正（一部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句里常常字不一样，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得说清楚）、征引、评论都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一个普通读者拿到一册宋刻本，直接读懂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单是断句就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了。
因此，现代古籍大体是指经过现代人整理、校对，以现代方式成书，但中心内容是古代文献的书籍。我一般还要求繁体竖排、没有翻译。
此类书籍大多是国家古籍整理计划和各高校、出版社文史研究整理的成果，校对、注释质量远高于市面上随意出版的“国学经典”之类。文史大家的重要著作和文集几乎都以此种形式出版，如余嘉锡、张舜徽、唐长孺、陈寅恪、邓广铭、王仲荦、吕思勉等等。
我在中国诗人里所推荐的绝大多数也是这种加标点的繁体竖排本。影印本（直接扫描复印古代书籍，不作另外编辑排版）通常是研究文献源流才用，日常阅读无甚好处，除非刻意练习句读能力。线装则几乎和捞钱、装逼同义，就我有限的经验来看，线装书几乎没有性价比高的。少数几家功底厚实的印社所出线装书内容质量不错，但价格要贵上5~6倍。其它的多是些无名之辈编纂，注释不堪入目。
下一篇我将简要说明“现代古籍”的类型，主要是解释笺、注、校、证、考、疏、通、集评之类字词出现在书名里时具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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