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晚唐词人多入孟蜀，或狭亵歌姬，或忧思故土，温韦之外，无甚可取。花间游戏能救世济民、安宁天下焉？此亦二主、正中所不及也。然则南唐词章纯真精炼、蕴涵深远，比之温韦更上一层。词之道既二、三百年，至此方豁然开朗，南唐之力也。
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人间词话》
南唐中主李璟伯玉及子南唐后主李煜重光合称二主，论者多以为后主尤佳。冯延巳正中者，中主臣僚之首，舞文弄墨自与中主相得。《时贤本事曲子集》云：“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此实南唐词之要害——融情入景，以景写情。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李璟《摊破浣溪沙》
中主词今存者唯四，皆情景和谐之作。“菡萏香销翠叶残”斯起于夏暮、秋至。荷花称“菡萏”、荷叶名“翠叶”，乃变俗入雅。俞平伯曰：“‘容’或作‘韶’。韶光者景，人与之共憔悴，是由内而及外也。容光者人，与之共憔悴，是由外而及内也。取径各异，今以‘容光’为正耳”，极是。触景生情，是兴于景而动于心，不可混淆也。“不堪看”妙用叠音，读来深沉忧郁，喷薄而出。上片秋愁涌起，下片悲远怀人。边塞遥远不可即，惟吹笙而已。诗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寒秋即至，未知远人安好与否。泪珠有限而恨无穷极，独倚阑干。是词珠圆玉润、风华绝代，我谓词至中主已大矣！
后主无人不知，毋庸赘言。亡国前“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入宋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多率真自然、文章天成，一代词宗，名副其实。
北宋前期小令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小令颇近诗，晏相公《浣溪沙》词，若连成一片，便是唐人乐府。何况《浪淘沙》本是七绝，《瑞鹧鸪》亦不过七律而已。北宋前期词人张先、晏殊、欧阳修等，皆长于小令，不见长调。
张先子野公兼善诗词，而词名犹胜。同时代人叶梦得言：“俚俗多喜传咏先乐府”。张先与柳永齐名。二人皆熟谙音律，能自创新调，其一也；《张子野词》、《乐章集》俱按宫调编排，今唯此二者犹存唱本面目，其二也，亦知当时传唱之盛。子野初以《行香子》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得“张三中”之号。后子野自举生平得意之作有三，曰“云破月来花弄影”、曰“娇柔懒起，帘押残花影”、曰“柳径无人，坠风絮无影”，世称“张三影”。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张先《天仙子》
欧阳修永叔公文名超卓，而以词为诗余。晚年，自取平生佳作编《六一居士集》，其中无一字属词。欧阳永叔之矛盾，即北宋前期文坛之矛盾——何为词？孰为乎词之地位？本文上篇尝引诗曰：“诗言志”，中国文学向以言志为正。志安在焉？在于兼济天下。契丹虎视东、北，西夏崛绩在侧，北宋学人无不以南唐后主为鉴，雕鞍游冶、淫词艳曲，其罪之矣。此亦柳永不为士人所重故。及至苏、秦辈，党争纷起，政局浪荡，有纵情山水以自保、混迹市井而求仁者，抒情小词方成其道。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欧阳修《诉衷情》
然则顾随以为“六一，继往开来。此四字是整个功夫”，颇有见地。欧词承五代之风，多香艳之作，而描画传神，远胜温词之堆砌名物、敷弄色彩。“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较之“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真云泥有别。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甫出守维扬》
维五代词有近《朝中措》者乎？永叔亦开词作题材、意象之先。我《当时面色欺春雪》文中尝用淮海《望海潮》：“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拚千钟”即出于是。
题外话：
一个小常识，中国诗词中“看”字一律读阴平，也就是第一声。名句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读律诗如“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消”（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更易知。
在中国要找到能读T.S.艾略特、E.庞德乃至于马拉美、勒内·夏尔的同好实属不易，除了诗歌不宜翻译之外，尚与大多数中国现代读者喜好抒情诗有关。
实际上无论中西诗歌，都不尝以抒情为正。于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政治难舍难分，我们今天能读《诗》还多亏了采风。在古希腊，荷马史诗意在告诫、说理、记史、叙述，人类和神明的情感情绪皆自然涌现、不问便知，何用专门抒发，萨福诗（我很喜欢）在希腊亦非正道。至于罗马，现代中国人大多知道维吉尔《埃涅阿斯纪》，那是史诗。真正的抒情诗人卡图卢斯、普罗佩提乌斯之类，非拉丁文学爱好者则恐怕闻所未闻——但丁文名亦远胜彼特拉克。
可是不知道哪里出了点偏差，西方貌似始终兼顾义理和抒情。莎翁戏剧和十四行诗并重便是一例。其实杜甫亦然，我最爱杜诗（最高级，没有之一），部分原因便是杜诗“融混一体”，“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天下与我同一的最佳写照。
大概那个偏差是在宋朝？我推测，是宋词的审美特性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诗歌观念。
这样一来，就至少有三个问题。
1.（现代）（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偏爱抒情诗，而缺乏阅读史诗、叙事诗等各种长诗和义理诗、讽刺诗等非抒情短诗的能力；
2.如果1成立，那么它从何而来，是不是（主要）由于宋词的影响；
3.如果2成立，那么宋词为什么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
以上希望和诸君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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