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邨风云

一个小小的弄堂，藏龙卧虎，名字虚化，如有雷同，纯属故意。

图源：pixabay

现在叫作小区的，过去叫里弄，或者叫弄堂。我在这里度过了十六个春秋，这里也曾经有过值得珍惜和回味的地方。

这里每天清晨，有个大房东家的老先生名叫董祚，退休于电车公司，在大门口打太极拳。他为人善和，弄堂里的小伙伴都向他学拳，切磋武术，和他亲近。

据传他是上海武朮协会第二把手，很厉害。他教我们的是太极拳中简式杨家拳，有时他给我们表演太极剑。他有个儿子叫都都，毕业于某医院，经常晚上和父亲交手，练习运手，常常儿子摔倒在四五米外，我是既钦羡又好奇，和他成了忘年交。董老先生早已在我进疆后没几年离世，听说都都现在是闵行区中心医院的院长。

我们的里弄平时很安静，文化人多，层次都比较高。每当静谧的夜晚，从九号三楼不时传出悦耳的钢琴声，这时一对当教师的盲人夫妻家发出的。七号里也常常传来悠扬的中提琴声，那都是些中外名曲，令人闻之，为之陶醉，我喜欢音乐与此不无影响。

那时，我有个偶像，他是九号里的梁开，比我大四岁。他是我幼年时候小伙伴中的头，此人极其聪颖，他临摹的电影广告画，成人也无人能及，音乐上他也有很好的天赋。那时一角五分就能看场电影，一个新片出来，在他的教唱底下，我们都会哼唱。他在弄堂里组织起踢小皮球的比赛(其时我们还玩不起足球)，带领我们架起球网学习打排球，这时小小的弄堂是我们游玩的天堂。没有玩具，我们打香烟牌，热天我们聚在一起自制盐汽水；没有洗澡堂，我们都跑到二号家的天井里，吊井水戏水打闹；一群小孩排着队拍打着屁股疯叫，滚铁轮子，真美死了。

梁开家我是常客，自从他妹妹过早病逝，母亲去香港后，梁开一个人独立生活，自己洗衣做饭，上学读书，1961年他考上大学，不久去港和母亲团圆。之后给我来过两封信，他的钢笔字真是漂亮极了，还寄来过一张在香港海洋公园拍摄的照片。可惜年长日久，照片没有保存下来。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谋面，听说他现在是居住在德国。

我住的静邨一号，居民都有点亲戚关系。底楼有两间打通的房间，全是我家租的。我父亲在家时，家里还住的比较宽敞，父亲离家后，没了家里的顶梁柱，大厦倾塌，家里经济情况一下子紧张起来。无奈打了隔墙，把那后间房间借了出去，借给了一个单身女人，名叫赵静，三十多岁，原来是我小舅舅的相好。

小舅舅是个浪荡公子，读书时打架闹事，曾被三所学校开除，后来偷了我三舅的高中文凭，冒用我三舅的姓名去报考黄埔军校。临解放前，1948年逃亡台湾，没有来得及带走相好，赵静就留在了上海。因为过去她和小舅是同居情人，跟我母亲认识，所以就把后房间借给了她。

这个女人是个风骚女人，涂口红，抹脂粉，没有正当职业，无收入，靠着小舅留了几个钱过着悠闲的生活。早晨睡懒觉，白天打麻将，无所事事，不久又和一个大胖子体重208斤陈老板同居。

陈老板原来有个老婆，已离婚，带来三个拖油瓶——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陈老板是天一漂染厂的老板，一口大金牙，什么时间都是叼着一根雪茄烟，经常当着邻居面和赵静这个女人亲嘴，也从不回避，令人恶心。

陈老板爱看电影，有时带着赵静这个姘头去看电影。据说散场时他总是最后离席，因为人肥胖挤坐在座位上，起身离坐时整排座位要发出辟历啪啦的声响。和这家邻居没做两年，陈老板就因生活腐化关进牢房，后来发送到青海劳改，不到三个月就因吃不了苦生病一命呜呼了。这一来，可苦了赵静，家里经济断档了，还有三个孩子，赵静只得到里弄生产组工作，开始过起了苦生活。

他家的大儿子叫陈生，说是小开，家里有钱又失教，从小在偷家里钱家里吃的东西，经常被他爸下雨天拖到里弄里垃圾箱跟前跪着，额头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贼”字，整个弄堂为之哗然。他父亲被捕后，他后来更不争气，因偷看赵静洗澡，被押送浙江管教所劳动教养。

女儿陈云后来动员去了新疆。小儿子陈华因拍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出演主角有了点小名气，被他亲生母亲(陈老板前妻)领回，这家人家也就这样散了。赵静为了求生存，嫁到澳门去了，这是后话。

我家当时住前房间，有个阳台，室外有个天井。平时吃饭在个楼梯间，一家六口人，住得很拥挤的。

奶奶最喜欢飞哥，他和奶奶睡一张大床，睡在阳台上，一直睡在奶奶脚跟到高中毕业。飞哥1963年考上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是住校生，但周末回家还是和奶奶挤一张床。

父亲离家后，两个弟弟和妈妈睡一张大床，我是从小一个人睡一张帆布单人床，直至高中毕业。家里只有一个像样的家具——五斗橱，也是楼上颂康伯伯借给我们的。其他有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一个梳妆台，一个三斗橱都是亲戚家的旧家俱。还有两张方桌，一张放前房间，一张楼梯间，供全家吃饭和孩子们写作业用。

那时家里没有卫生间，用的是木头的马桶，奶奶每天一清早到里弄里掀瘖井盖倒在粪池里。到大概1957年家里才有了煤气灶，以往烧饭都用煤球炉，很不方便。每天最麻烦的是生煤炉，到后门口弄堂里生火，烟熏火燎的，一生火熏得人直流眼泪。

我家二楼是我伯伯家，我伯伯叫颂康，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共产党员。他的母亲和我奶奶是同父异母的姐妹，所以他叫我奶奶大姨妈。伯伯的爱人，我妈叫她嫂嫂，她是上海吴泾化工厂财务科科长。

她家有三个孩子，长女筱，比我小一岁，次女静，三子持。他们家境比较好，和我们家一直和睦相处，逢年过节经常支助我家，是我家最好的亲戚之一。

我家三楼住着一个单身男子，约四十来岁，邻居都叫他龚先生。他开设了一家皮鞋油作坊，以此为业，平时深居简出，极少和人打招面。龚先生几乎整天用烧瓶、化学药剂丶量杯在家里捣鼓，所以楼上楼下总是洋溢着股皮鞋油味道。他雇了一个安徽籍的女佣，恐怕也有五十来岁，一直照顾这个龚先生的生活起居。

大概在1952年的初冬，一个清晨，我们一号里发生了一椿骇人听闻的惨案。那天半夜从三层楼亭子间佣人的住处发出了极其恐怖撕心裂肺的哭叫声，震动了整个里弄。据说对面五号的居民看到龚先生穿了一条短裤从楼上逃将出门，那时我父亲还在家，他翻窗从后门急急去派出所报案，不多久救护车警车赶来。原来是龚先生和女佣不知为何事发生争执，姓龚的拿了菜刀，砍了女佣三刀，并在她头上浇上硫酸，女佣顿时成了电影《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剧哭不止，从此龚先生消失于我家三楼。

后来听说龚先生被判刑劳改了，因为他体检查出有精神病，又在牢里满身生疮，所以两三年后提前释放。有一天我下午放学回来，奶奶告诉我龚先生牢里释放了，那天还问奶奶讨了一顿午饭。他这一走，就杳无音信，不知所终。这是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的惊吓，使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性的残忍，回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龚先生入牢不久，楼里又搬来了一个新家，即我伯伯的丈人一家，我们叫外公外婆。他们家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我们叫他们小舅舅小阿姨，他们比我们大许多，没几年小舅舅考上了西安交大，小阿姨考上了杭州浙江大学。所以我说这幢房子从上到下有点亲戚关系。

一个多甲子过去，当年的小伙伴早已天各一方。2号里的王华考上清华大学，已定居北京，他的弟弟王善现在在澳洲发展。曹家的老二曹麟，小我一岁，曾学过我写毛笔字。他毕业于安徽师大，现在是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出过书法专著，中国书法家协会成员。五号里的邵福，现在澳洲经商，他的酒厂办得很兴隆。他的弟弟，人称三毛，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现在香港发展，也颇有成就。我们都在同一弄堂，出了不少人材，回想自己一生平平淡谈，颇有点汗颜。但这就是历史。

节选改编自微信公众号：吻火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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