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都知道，我已经80岁了。到底是真是假，管它呢，假作真时真亦假，大家当个故事来看，我也瞧瞧有木有人感兴趣。
我的家乡是地处富庶的江南水乡，门前有条小河，河上有桥，屋后有一片竹林，后园里有几十棵橘树。我从记事起常在门前玩耍，那时小孩没什么玩具，只是玩玩泥巴，抓抓小虫，如此而已。
我家和我的一个堂哥住在一个四合院，院里有几十口大缸，缸里醃了各种咸菜之类。有一年好象打仗，村里来了一帮拖儿带女的难民，问家家户户要吃的要喝的，倒也不是土匪强盗，别人吓得不开门，他们也没有硬闯家门，只是静坐在家门口。那时我人小不懂事，吵着要出门去看，娘一直拉着我不敢去开门。
1948年，我家搬到了上海市卢湾区绍兴路36弄(静邨)1号，彼时我四岁。这是我赴新疆前在上海生话十四年的旧址，可惜文革期间被人夺了去。
当时上海还没解放，我爸到安徽芜湖做过一段水果生意，大约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那时飞哥被寄托在大姨妈读书，我和父母三人在芜湖一个堂馆里，每天吃大锅菜(青菜烧红烧肉)，那时吃的最多的当地的水产河鳗。记得父亲有一次还带我去看过一场美国电影。那时的电影摄影艺术远没有现在先进，放映时影屏像是一直在下雨一样，颜色发黄黑色。父亲虽精明，但是他毕竟不是做生意的料，生意亏本回到了上海。不久，上海解放，我还记得当时游行的场面，国民党的战犯被囚在木头的牢笼子里，市民簇拥欢呼上海解放了。
从芜湖回到上海后，我父亲就失业了，靠着从老家带来的几十条金子维持生活。
绍兴路现在被称为文化一条街，上海京剧院、中华学艺社，杜月笙公馆都在这条马路上。离我家不多远就是广慈医院(现叫瑞金医院)、还有陈毅宾馆。
绍兴路公园，我幼时的乐土，我经常带弟弟们去公园抓金蜈虫、捉螳螂、蜻蜓、蟋蟀，荡秋千，挖沙坑的地方。
绍兴路的老弄堂——静邨，整个里弄都是大房东的私房。从一号到九号，三层楼小洋房，大多是租房生活。但有钱人家居多，有逃亡地主，有清代官宦人家的眷属，也有煤行老板，但大多自己顾自家，没甚来往。
里弄里不大，只有不到百十平方，有一幢车库，有一家两层楼的看弄堂房子。楼上住着一家扫弄堂的浦东人，满口说的是乡下话，女主人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悍妇(就是文革中斗人家、斗我奶奶母亲最凶恶的坏女人)。她有儿女三男一女，她仗着男人是个泥水匠，出身贫苦，成分好，苗正根红，老欺侮我家的两个弟弟，他们家的男主人倒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工人，平时深居简出，从没和邻家红脸吵架。
他的大儿子小名根林，比我小个两三岁，他知道打不过我，老欺侮我幼小的两个弟弟。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弟弟被欺侮，我就硬出头和他打架。
他老娘，弄堂里的邻人背地里叫她”阿妈啦老娘”的，就护着孩子跑来扭住我的耳朵拖到我家奶奶跟前又骂又打。我奶奶知道自家出身不好得罪不起这家人家，把我拖回家一顿臭打。奶奶只要自家孩子和邻家小孩发生冲突，总是连连向人家道不是，把自已的孩子拖回家一顿责骂和毒打，从不和人家发生争吵，被人骂几句也只能道逆来顺受忍着。
我家自从父亲被抓走，生活一下子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孩子们个个穿得寒酸，吃得清苦。
我家隔壁二号里有个曹家，是当老板的，为人倒很随和。他家的大儿子曹宝琪看我家经常被根林一家欺侮，他也来一同欺侮我们。他们家养了一条狮子狗名叫白郎宁，每天下午出来溜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曹宝琪牵着狗骑在飞哥身上打，嘴里发出冷笑。我远远看见，甩下书包，冲上去和姓曹的撕打，两拳打掉了他两个门牙……从此我成了里弄里出了名的顽皮蛋。
那时里弄里有个和我齐名的捣蛋鬼，外号叫小黑皮的，经常和我一起爬车库顶，上树捉虫，摘邻居家种的枇杷果。他比我大个三四岁，像个小黑人，有时他也和我发生争吵，但他的外公外婆对他管束甚严，我打不过他，就去他家告状，一来二去的认识了他的外公外婆。我一直叫他们唐家公唐家婆，唐家公是上海有名的红房子医院的财会人员，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能诗能画，小黑皮和我相处不到半年就回长沙父母家去了。
那时政治运动多，有一次听说唐家公被抓了，可能抗战时在日本人公司做过事，一去就好多年。唐家婆在丈夫被捕后，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她无工作，没有收入，就靠老男人留下的老家底过生活，七八十岁了，身体又不好，走不动路，我就有时帮她买点菜，帮他做点家务，她喜欢和我聊聊家常。
后来我才知道唐家婆是东北人，满族，曾当过清代皇宫中的宫女，一口漂亮的京腔普通话，很有气质和才气，和唐家公一样很有学问。因为我们两家都有点政治问题，见我家穷，他经常偷偷塞几毛钱的小费给我。
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同情弱者、助人为乐的品质。后来唐家公从牢里放出来，说是没什么大事，可是因为年龄大了，工作却没有了。唐家两位老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们教我如何做人，教我写毛笔字，学习书法。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练过颜体、欧体、柳体，临摩过灵飞经字帖、孙过庭书法，后来到新疆团场书法比赛屡屡获得一等奖。每年春节团里开庆功会，我被请去写奖状写光荣榜，为此我得到不少外块。
我幼时有点小聪明，嘴巴又甜，亲戚家人都喜欢我。1950年我五岁就上了私立的勇义小学，飞哥比我高三个年级，在同一所小学。那时我年小不懂事，和女同学同桌，就画三八线，一争执老师就给父母告状。父母怕我年少跟不上学业，一年后就把我兄弟俩转到公立的瑞金二路第一小学，重新从一年级读起。
在小学时我常受同学欺侮，骂我是劳改犯子弟，地主儿子，狗崽子。我忍不住辱骂，就和同学大打出手，为此常受老师责罚。记得我的班主任叫金灿仙的，是个恶婆娘，自己也是地主家出生，同学间一发生争执，就让我在教室的壁角罚站，还骂我是地主的崽，我到今天还恨透了她。
那时我妈刚到一个亲戚家的一个私人企业当财会，工资才25元一个月，要养活一家六口人。父亲走后第一年我是学费全免，公立学校学费小学只要陆元钱。金老师第二年到我家调查家访，一到我家就到我们的碗橱翻看伙食。那天正好我家买了几条便宜的烂带鱼，她就说你家的生活蛮好吗，于是我的学费就只减免一半。
那时政治气候极左，出身不好，加入少先队，我也没份，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全班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我受尽了人间的势利眼，自己拼命读书，好在成绩优秀，也无大的错误，她也没能奈我何。到了六年级，换了一个班主任罗佩瑜老师，她喜欢聪明读书好的学生，这一年我在班里的处境才大大改观。
罗老师教我时才十九岁，年轻又漂亮，她爱我像自家的孩子，我也喜欢亲近她。二十多年后我提着礼物去母校拜访她，她还没退休，一头乌发，见了我满面笑容，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当她知道我在新疆中学中带高中毕业班当语文老师，她到处向同事夸我，”这是我的老学生，现在教高中了，连大学都设上过。”
节选改编自微信公众号：吻火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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