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上海医生张文宏出名了，不过最近却被一些人骂，说他非常有钱，还杜撰了他的“惊人”收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前几年袁隆平的遭遇。

袁隆平有一次一下买了两部华为手机，还有一次车展他上手摸了一下豪车，这就不得了了，那些极左的人便认为：正面的英雄，劳模，伟人，他们就应像雷锋一样事事谨小慎微，不能吃好饭不能穿新衣，他们就应是永远的苦行僧般生活者。如果他们象正常人有七情六欲那就不得了了，炸开了锅。

这种极左年代错误地灌输养成的固化意识：穷人才是好人，好人一定都是穷人，穷人变富就是腐败，就可恨可恶。这种人表现往往是：见穷人他们笑或者欺，见富人他们恨或者骂，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到过去，渴望火烧火燎的革命场面，这样他们流氓的才能便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过足了人瘾。

古人云：取之有道，也就是靠劳动，靠智慧致富，那是人间正道。

每个人不仅是羡慕，更应学习，只当全社会普遍建立起这样一种积极致富，而不是仇富嫉富损富，或想着法子劫富济贫这样一种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逞现出一派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有钱出钱蓬勃向上的创富观，界定，理顺这种人人该有正当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关系，于是便能做到：各尽所能，按劳所获，大家都无怨言。同时又能帮助：失劳供养，供其所需。社会便无仇恨。

总之，所有这些实现的前提必须是：劳动必须个人能够获利，如此便才有持续不竭的劳动原动力，社会财富才可能高涨，它产生的结果是：主观为自己，客观却为了社会。

说白了，社会财富要持续增长，就是要不断地调整所有制，即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分配的比例是否合理？不然就会挫伤人这个个体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长减慢。

现在有些人又在鼓动：一大二公，兴无灭私，你我不分，大哄大上大锅饭，什么共同富裕，其结果是奖懒罚勤，滋生懒汉，偷尖耍滑，不仅共同富裕不可能，连个体富裕都泡汤。

所谓公平竞争是必须的，但公平分配则是极其错误的，永远也不可能，因为若没有差别就没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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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留学是浪漫的，因为艺术他认识了一位叫玛德琳的法国姑娘。他们时常徜徉在塞纳河两岸，当然谈的都是艺术文学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幸福围绕在他们身边。玛德琳弹得一手还不错的钢琴，傅雷就是通过玛德琳而进入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这为他后来翻译外国文学加入了鉴赏的元素功底，傅雷的儿子傅聪才成为新中国诞生后派往国外或展示给国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傅雷在巴黎大学见过世界著名的学者萨特和波伏娃，就是这两位在当时法国开启了恋而不婚的新时尚。傅雷的目的要和玛德琳修成正果结婚，没想到这位法国姑娘却是个只恋爱不结婚的时尚主义实践者，这对一个东方青年是一很大伤害，为此傅雷承受了巨大线挫败感。他甚至拿了一把手枪要自杀，但是在同胞们的教育说服下他走出了人生的底谷。玛德琳对他来说是一次艺术学习中的偿试，丰富了他事业和人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对译介法国文学也是必要的心理元素。

傅雷当初本想学成归来做一美术鉴赏家，从事美术批评。一九三一年他在没有拿到任何文凭的情况下跟随刘海粟夫妇达船归国，四年海外生活就此结束。他就是这样率性而为，这让他母亲很是难过。这有点象陈寅恪，在海外各国留学十几年一个文凭不求，理由是为学知识，不是为了文凭，洒脱的可以。

学成归来最后要落实到养家糊口，一九三一年九月他就职于刘海粟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但仅一年他就辞职为法国的上海哈瓦欺通讯社任法文翻译，半年后又辞职重回美术专科学校，不久又辞职。

这不是他不能胜任工作，而是他太能胜任工作，他和谁都搞不到一块，人情世故他学不来，所以他认为自己根本不能在一个体制内工作，于是他认识到他只能独自一个做事，那么他就选择了当“坐家”，坐在家里搞译著，这不是很好吗？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好归宿，他用翻译名著卖钱养家糊口，他从此专心躲在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

他的夫人是一典型的东方温和的女人，这是他出国前母亲为他早就择好的良人。

前面说过，他在法国喜欢了一个法国女郎，被搞得神魂颠倒，写信回来要求母亲予以退亲，但是信被刘海粟夫妇扣下，并没发回。好在没发回国内，不然要气死他老母了。

这时的傅雷已有两个儿子，母亲去世。但是因为他译作的名声隆起，慕名女性顺势而来，于是他又掉进了婚外恋的泥淖。为此他茶饭不思，给夫人说没这女人他简直坐立不安不能工作，整天像疯了样。他的夫人朱梅馥看着也是心里着急，便打电话要这位小姐来，说老傅见不到你要疯了，快来吧……

这样的事一段时间里是经常的，如吃鸦片上瘾，不然他就平静不下来，他为此脾气暴躁，弄得家里不得安宁。朱梅馥就如老妈子，在一边斟茶倒水，搞好服务，然后带上门轻轻出去，让他们在里面爱。这真是太伟大的东方女性忍辱负重精神典范。一段时间后，傅雷突然良心发现，觉自己这样太对不起孩子老婆，于是结束了这段要死要活的婚外恋。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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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一九零八年四月七日出生在上海，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4岁其父傅鹏蒙冤入狱，一气之下得痨病去世，家中两个弟一个妹相继死去，独傅雷侥幸生存下来，母视其为宝，将毕业精力奉献给了这根很不壮实的独苗，以期培养成才能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一洗冤屈。所以傅雷母亲对他的教育可说是变态的残酷，无非是望子成龙。

但尽管如此，傅雷并未塑造成母亲所期盼的那个样子。读书十几载，从小学到中学他连一张文凭都未拿到，这里面大概用了不少钱去补救吧。一九二六年秋傅雷以同等学历入上海持志大学，总之他是上了个大学，应该是没有获得文凭，因为很快他就赴法留学了。为他的成才其母不知操碎了多少心，付出的精力，眼泪真难以计数。这是傅雷后来自述的，应该可信。足见傅雷自小性格秉异，难以管教，脾气暴躁。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一般是有点钱的人家送子出洋留学镀金，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首先之道，傅雷亦然。

一九二七年年底他达乘法国邮轮，历经月余到达法国的巴黎。他住在一个法国房东太太家里，条件不错，法文进步很快，因为他学习刻苦，很快就能用法语与人交流。法国是浪漫与艺术的的天堂，在那里他与刘海粟，孙伏圆等这些后来中国美术界的大咖们结为朋友，他们终日里讨论的就是艺术，绘画，文学，旅游，参观各式博物馆，画展，自然这都为他后来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他已翻译了《艺术哲学》，并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他这时认识了很多中国去巴黎学艺术的青年，如美学家朱光潜等。他们免不了争论争吵，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但这都无妨他们对艺术的追求。艺术，本身就是在交流交火中提高的，否则你只会被艺术边缘化，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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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分子，北宋的张载说过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知识分子四个不同的阶段和层级，其中，“为天地立心”是最简单的了：这只取决于自己的认知与想法，雄心壮志谁都有过，但你我都曾经“晚上睡前千条路，早上醒来走老路”。

“为生民请命”，就不单单是想法，而是开始实践了。光想有什么用？利用自己的所学，来为那些话语权缺失的人们谋福利，讲权利，办实事才是己任。不过，时间长了，请命者一定会有深深的无力感：遇到困难只想着找人血馒头治病的刘老栓们实在是太多了，民众观念不转变，出多少个战士斗士最终都会变成泥牛入海的烈士。

兴民权难，开民智更难。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这种凭借一己之力冲锋在前的状态，开始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兴办学堂，“为往圣继绝学”。只有教育，才能让普通人成为一个健康人，自由人，而非机器人。

“为万世开太平”，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

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书读得越多，嫌弃的东西就越多。“为往圣继绝学”的，会嫌弃那些“为生民请命”的，“为生民请命”的人，又会鄙视那些只会“为天地立心”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有学识有担当有坚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状态往往是批判的，他们的责任就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方方日记的海外（即将）出版，引发了网络上一轮大讨论。有一种说法是：

“我们举国抗疫，温暖感动的例子不胜枚举，可歌可泣的奉献也比比皆是，为什么要老是盯着那阳光下的一点点阴暗不放？还要细细咀嚼？简直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你看国外一片水深火热，他们好在哪里？比我们差远了，不满意你到纽约去啊！”

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不能写写阳光背面的东西？为什么只能讴歌？一个苹果长了虫，你可以宣扬苹果的甜美，但同时也必须有人捉虫才行啊。感动的归感动，批判的归批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咦？这句话好熟悉……），这才是正常的社会吧。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很多人都熟，可是到了现实，批评的声音那么刺耳，能够接受的人，似乎不多。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如果对于反面意见反应暴躁，这就有点问题了。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咦？这句话又好熟悉……），传统的美德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多的戾气，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距离“思想之自由，独立之精神”的人，到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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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傅雷，在中国外国文学译界的大名可说是首屈一指，特别是在上世纪法国文学翻译方面是功推第一。因为傅雷，我们才知道了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诸如《欧叶尼.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都是他介译进来的，应该说大多数人在上个世纪对法国的了解，或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傅雷的译著开启的。

傅雷的留学生活以及恋爱婚姻都挺传奇，有空可以多讲讲，今天就说说他最后的遭遇。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就要来了，傅雷对共产党不亲也不远，持中立态度，但是他还是将祖田全部卖掉，躲到了云南昆明，想看看形势发展。半年后他又飞到香港，总认为自己靠自己挣饭，共产党来后不会对他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于是又拖家带口又回到上海。

果然共产党对他们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是需要的，一切都比国民党时要好，他被邀出席各种政治活动。他还出席了北京的政治协商会议，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客，他被毛泽东的魅力所折服，对新的社会充满了希望，也对政治突然热爱起来。

后来公私合营轰轰烈烈，文化界都成了公家的人，拿工资了。傅雷不想得嗟来之食，主动不要工资，靠稿费糊口。中国当时只有两人靠稿费糊口的，还有一个就是巴金。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他也积极参加，认为这是历史的前进，他要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为新中国而高兴。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但他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学人，凭感性做事，遇事实话实说，绝不懂什么新的政治是包含着新的游戏规则一事，他赤膊跳进去游泳，感觉不错。

都说傅雷解放后真是心情舒畅脾气变了样。但是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应接不暇，时间到了一九五七年，党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邀请他去了北京又一次聆听了毛主席有关讲话，要广大知识分子大胆向党提意见，不提是消极因素。他回到上海后是信心满满，一下写七千字的意见稿发言，在他认为是提了不少好东西，就等着受表扬吧。

哪知不出个把月，风向忽转，人民日报发出坚决打退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连篇累牍，汹涌澎湃，一子下把傅雷这帮人搞晕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不是党叫大伙提意见的吗？白纸黑字啊，怎么说变就变？这时他成了黑典型，要深度作出检查，必须承认自己是有意替反动分子张目。傅雷哪能受得了这个冤枉，他不承认。

但所有人都劝他低下头来就承认吧，不然连口饭吃都成了问题。果然他的译稿没有出版社敢接活，没活就没生活费，自己当初不要工资，说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已，这下断了炊，还真没想到会落到这个地步。低头还是不低头这是个问题。使天下人跪舔容易，但让傅雷违心低头难，宁折不弯，于是右派帽子就戴到了他头上。

他天天被叫去开会做检查，夫人在门上望眼欲穿，担惊受怕。这天傅雷低着脑袋脚步软得一摇一摇往回走，其夫人守在门口巴望着，当看见他时急不可待地叫：老傅，你怎么样了？忙上去扶住他……傅雷摇摇头说：哎，要不是小儿子敏还在读书，我就不活了……意思他就自绝走了。之后他就象变了一个人，才五十岁，完全衰落了。那种当年意气昂昂的精神一下子就被抽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译著者为什么在上世纪文革之初便自杀了呢？着实可惜，个中原因值得研究。

图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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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布莱曼演唱的名曲《斯卡布罗集市》，让我突然想起好莱坞谍片《卡萨布兰卡》乡村黄土地的亲切场面。莎拉布莱曼将这首战场思念演绎的轻纱如曼，清泉流水，似迷茫森林的晨雾徐徐而来，似有非有，轻盈剔透，天籁之音与宗教派虔诚的膜拜感觉。加上她透着原始乡村纯朴简而不能再简的歌词，词与曲融合所呈现的环境，不由地将人带入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前夜。

英国早期女作家简奥斯汀一生未婚，成長在一个父亲穷牧师的家庭，一针一线勤勤恳恳，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在农村与城市，文明与艰苦的边缘。英国早春的晨雾与大海料峭的寒风吹来，把她们一家冻得瑟瑟颤抖，简奥斯汀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每日把自己的文字偷偷写在小本子上，节约得让人怜惜，她热爱自己清贫但却温暖的小家，每日与家人讨论着文学，艺术，绘画，人生……

当教堂的钟声响起，偶尔宝贵温暖的阳光洒下，都会让她们一家欣喜若狂，她的诗作与上曲的意蕴真是天然巧合，其实这是欧洲文学一派相承的延续。

怎么说呢，就觉得宗教与道德在这里融合与净化得天衣无缝。简奥斯汀一个小女孩，很早就领悟了大千世界与社会的真谛，她的《蔓斯菲尔德庄园》，《奥慢与偏见》，《诺桑觉寺》等长篇小说，一出手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杰作，那是风与海，智慧与乡村的结晶，如同莎拉布莱曼歌曲中缓缓流出的真意。

英国女作家勃兰特三姐妹，也是一家并不富裕的家庭，《简爱》是大姐写的，二姐好像写了《呼啸山庄》，小妹也写了一本什么，我忘了。英伦高地上瑟瑟发抖的石楠花是她们的最爱，她们一家的情况与简奥斯订极为相似，安静的乡村生活造就了三姐妹终生不能分离的亲情感觉，这使忙碌的今人难有的生活。

那个同时代的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苔丝》写了一个乡下天真美丽的小姑娘苔丝，她在一牛奶场打工，那个真实的环境如歌如诉，使今人很难体味到的一种十九世纪英国乡村的浪漫，花斑奶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苔丝穿着长裙提着一只木桶吃力地用手挤奶，她的情人来了，他们在草地上滚来滚去……

但是她的情人最后还是远走南美巴西，这些情节读后总让人为之惋怜。听到莎拉布莱曼的音乐，不由地让我联想到海边的简奥斯汀，苏格兰高地上的石楠花勃兰特三姐妹，哈代笔下的苔丝姑娘……

图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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