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教育学】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三）

在上两篇文章，【未来教育学】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一）和【未来教育学】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二），我们引出了问题“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并从（1）希腊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根源、（2）中国文明缺少“求真”的传统、（3）缺少科学精神带来的现实挑战，这三个方面，解释了成年人，尤其是中国成年人，为什么需要STEM教育？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成年人需要什么STEM教育的问题。

成年人需要什么STEM教育？（What）

首先，从实际中看，STEM四者的关系，M（数学）和S（科学）为一组，T（技术）和E（工程）为一组，MS是TE的基础。

如同前文提到的，中国在历史上不缺少技术，并且很强大。虽然“士农工商”四者中，“士”与“农”是过去的农耕文明的基础，当过渡到今天以“工”与“商”为重要组成的商业文明时，需要做一些调整和转型，但事实已经证明技术文化与实践在中国是可以蓬勃发展起来的，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却也存在风险。

（T）技术和（E）工程并不仅仅限于传授技术和工程知识或技能，也有自己的内在精神特质，@honoru 在《回應 @robertyan 的「未來教育學」》中提到了运用STEM中的E（工程，Engineering）的方法来推动团队合作（Teamwork）的培训，考察团队成员品质和领导力，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方法。

相比之下，科学和数学教育，尤其对于成年人的教育来说，更容易被忽视，但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们在前文提到，求真的、非功利的、追求永恒的“自由-科学”（或“自由-知识”）传统是中国文化土壤中至今所未播种、生根的。对于“求力的科学”的追逐，则是当前中西方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共同原因。所以，如何让“求真的科学”的人性理想可以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1. 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

人性理想：求真还是求力

STEM教育在美国兴起的初衷，是为了将“工程”/“技术”变为一种基础教育阶段的“元科学”，以解决美国工程学位获得者较少的问题。现在学校里的STEM教育，很多也强调动手实践、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毫无疑问，这对于提高一国一地区的整体技术水平，培养科学技术劳动力和从业者，是十分重要的。这比只强调“知识”、忽视“行动”的教育方式，已经有所提升，却离培养真正的“求真”科学精神依然遥远，离“求力”的技术精神越来越近。

首先，我们无法否认或者忽视“求力”科学和整个“求力”的社会的巨大惯性，以及“求力”理想本身的价值理性。工业革命以后，到信息革命，技术与资本相协同，获取了巨大的权力，并主导着世界继续向“技术爆炸”的方向前进，并以此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竞争的核心手段。于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科学都成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力量”的手段。

相对应，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则在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中，变得疲惫不堪。个人对“金钱”、“权力”、“技术”甚至“知识”的追求，无不反应出这一种求力倾向。真正秉承“求真”理想之人，则被认为是住在“象牙塔”中或修炼“屠龙之术”，“自由的学术”需要服务于国家与人民，唯独不是为了“知识”本身。

其次，对于“求真”与“求力”的关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哲人王”的思想是一种表达，即用“知识驾驭权力”、“求真高于求力”，在现实中的实施存在巨大的挑战；要将“知识”作为人世间最高的理想，不仅对于个人来说难以达到，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更是极为艰难。

“哲学家”在面对世俗的社会问题时，并不否认“求力”的、甚至“救世”的必要性。柏拉图要求统治者同时也必须是哲学家（即把知识作为最高要求），一方面是对统治者的人格理想的体现（富有理智，不受情感和欲望控制），另一方面也是把权力限定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保证。这实际是在价值秩序方面约束了政治权力（却不是在制度上）。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相信某种逾越政治的价值秩序的变得更愈发艰难。我们在近代所谈论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大多是在政治领域内部构建起来的；虽然这些价值不同于权利，却离政治太近，无法保证明确的优先位置。所以，无论是“自由-科学”的知识传统，还是“仁爱”的伦理传统，都不得不面对被政治所用的境遇，这在中外都一致。

在中国文化中，“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为公”是“仁爱”伦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下的人性理想的外在体现。但一方面，这一种精神本身的“经世济民”目的与”自由-科学“是相左的，另一方面能持无私而利天下者，达到这种境界，在所有人中仍是少数，更多人处在“利己”甚至“精致利己”的阶段。所以，让人们普遍认识这种“无用之用”，在现实中使“求真”处于一个优先甚至对等的局面，在国家政治层面不存在现实中的可行性。

说到这里，“求真”理想的实现路径似乎已经极为渺茫。但我觉得，自下而上来看，仍然可以通过（1）家庭教育的“爱智”启蒙、（2）实业中的科学精神、以及（3）争取“自由的学术”（尤其是大学）来实现。

下面的三个小节将分别论述这些途径，同时也是对“探索精神”、‘’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如何落地的思考。

问题意识：“爱智慧”的落地方式

家庭教育的“爱智”启蒙，这是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一个方面的实际措施。科学起源于哲学，哲学（Philo Sophia）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爱智慧”，也即我们反复提到的“自由-科学”传统。

这里要说的主要是针对“父母”的如何进行“爱智”启蒙教育的教育，所以对象主要还是成年人。

为什么限定在父母，即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毫无疑问，对于学校教育我们认为它应该扮演更多启发式、探索式、项目式教学的责任，我们也看到STEM教育以及“素质教育”在这个层面的努力、并对于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信心，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学校教育的挑战与弊端。

最大的问题是，无论中外，学校教育回避不了“应试”这样一个选拔人才的主题，无论考试方式是书面考试还是综合素质评价，评价的标准会发生改变，但只要教育资源无法做到绝对平均，选拔/竞争这一模式将继续存在。那么，必然出现“应对考试”与“培养人才”这两个问题的取舍和争夺的问题。父母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并在学校学习与训练中保持孩子的“好奇心”不被破坏，至关重要。

中国受几十年“应试教育”和”工业化教育“的影响，培养了大量“解题”（在考试中）和“执行”（在企业中）的人才（和父母），但“爱智慧”的出发点却在于“发问”、“提出问题”；“问”却是很多父母仍没有真正掌握的。由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传统的影响，中国思想传统很少把“天地万物”当成客体来看待（即“天人分离”），所以直接对天地万物进行观察和提出疑问没有那么发达。甚至于“自然”这个词语也是晚清时由日本学者翻译的；《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填，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而不是今天经常被误读的“自然界”。

而“提问”却是培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重要方式。大部分孩子在幼年时都有提问的习惯，但在经受学校教育后却没有将此种习惯保存下来，这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应当建议和启发父母（以及祖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培养此种“问题意识”，从幼年到少年与青年时期，鼓励孩子发问，并主动探索答案。问题可以涉及自然现象、生活所见、学习疑难、旅行见闻等，父母虽然未必能够深刻回答所有问题，但可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尽可能提供线索与启示，让孩子能够随着见闻的增长对问题不断给出新的回答。在这一过程中，答案是否绝对正确不是关键，如何寻找与发现答案的过程更为重要。

提出精确、有前瞻性的问题，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能力。当孩子养成良好的“提问”习惯后，也可以进一步引导其关注本质、延伸或相关的问题，从“问题意识”出发，向“问题智慧”前进，这需要反复的实践与思考来获得。提问也会对话、讨论的形式，有时不仅父母启发孩子，孩子也会反过来启发父母，这对父母的引导和讨论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甚至与大学中的讨论班（seminar）有些相似。另外，对“想象力”的推崇，也是在有一定“问题”去探索的情况下才显出价值，“想象”不是幻想或胡思乱想，而是对我们所处的宇宙的思考与联想。

如果父母能够鼓励和保持孩子的“问题意识”，那么我们就离“求真”传统更近了一步；这是几个问题中最容易实施的，却也是最为基础性的，保持孩子的好奇心，就是最好的钥匙。

理性思维：精确的思维方式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中国“必然性推理”缺失，而“或然性”推理盛行的问题。这一思维方式不但对于日常生活十分有效，对于产业发展与决策也是基础的思维能力。简单来说，依靠事实、数据、逻辑推理、专业能力做出判断，有效整合逻辑推理与人类直觉，是理性思维和科学决策的前提。

理性思维需要训练，在数学理论、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商业运营、金融工程等过程中都大量依靠数据、流程、工具和算法做出分析，在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更是成为基本的思维能力。

由于“批判性思维”等方法中对理性思维都有深入探讨，有兴趣可以参考相关书籍，此处不深入讨论。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尤其要注意几点（这在前文也已经提到过），大体可以从“几何学”来理解为何需要这样做：（1）对“概念”的定义要有清晰的了解，（2）基于“事实”而不是观念做判断，（3）通过必然性推理，而不是或然性推理做推论，（4）采用量化/数学化的方式作分析。同时，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采用“智能决策”系统，借助机器与数据，协助人类思考。此外，对于不了解的问题或领域，我们则应该尽量学习和采用专业的知识与方法，像专业领域人士请教，这也是一种理性。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管理的精细化，有更多企业需要精确和数据化的决策与管理，这对理性思维与数据智能的发展，都有极高的要求；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管理者和员工都应真正掌握理性思维。

“问题意识”是“求真”传统的切入点，“理性思维”则是“求真”传统的实行方式，掌握了这两点，普通人至少可以进行基于科学方法的探索。但只有真正追本溯源，保持“求真”理想的源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才能真正保留“科学精神”。

追本溯源：自由之学术

我们前面提到在“求力”的社会中，“求真的科学”难以成为优先目标。但我们可以在群体和个人中保留真正“自由的学术”，和无用的、内在性、必然性、永恒的“知识”。这是人类“心智的圣所”。

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自沉两年以后，陈寅恪先生作碑文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为后人常提及之学术精神。清华大学原来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两句源于此（前两句来源易经）。细读之，便知道这里指的就是“自由-科学”的传统，也是非功利的、不受干预的学术自由、大学精神。

近代大学是基督教文明下诞生的不受教会左右的学术自由的机构，是希腊理性科学在中世纪复兴后争取到的重要制度。其根本作用就在于保证学术的自由。

中国的办学者如蔡元培对此有着较深刻的理解，采取“教授治校”，并总结北大的特色：“一研究学问。二思想自由。无论何种学派思想，概不干涉。”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的干预便接入介入其中，直到今天的中国仍留存较多问题。

在学术自由方面，我们已看到一些中国大学正在给予研究者更多自由和独立性，已较过去有所改善。虽然在目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与治国方略中，希望大学完全“去政治化”并不现实，但给予某些研究领域更多自由与发展空间，以及采取更灵活和优越的学术人才选拔机制，仍有实施的空间。虽然这一点上中国大学颇受西方舆论攻击，政府也不希望大学成为思想渗透的窗口，但从实际情形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学术自由好转的现象。至少我们仍可以说，有真正只为学术、只为知识、以生命捍卫真理者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这是“求真的科学”在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最后，我认为科研工作者们，无论是在大学，还是所谓的野生或民间研究者，甚至哪怕仅是对科学抱有热情却无专业训练，应当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上做一些探索。科学哲学回答什么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史帮助我们看清科学的源头；正本清源，未来的道路才更加明确与稳健。对于自由的学术，是如此；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是如此。这也是本文对“本”的问题着力颇多的目的之所在。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from Wikipedia – Science | CC BY-SA 2.0

本文未完结，在下一章，我们会继续讨论成年人需要哪些STEM教育的问题，我们将继续从科学读物与科学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的角度，做一些探索。

参考文献

• 李约瑟，《文明的滴定》
• 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
•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 —— 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 柏拉图，《理想国》
• 刘慈欣，《朝闻道》
• @honoru，《我也想寫STEM文章，但無從入手？有甚麼方法？》
• @honoru，《STEM 教學與親子教育 (上篇 - 共兩篇)》
• @honoru，《回應 @robertyan 的「未來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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